他们又怎么知道，宗族族权之所以存在，就源于其自身的合法性。宗族组织作为古代乡村社会的控制主体，从其形成之初就始终将自身的合法性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解决。
而它的合法性就源于国家政权的认可。
而宗族族权一旦丧失了合法性为基础，即与国家政权相分离，就会面临合法性危机，遭到国家政权的沉重打击。就如现下的陆齐朝，也比如秦汉时候。秦汉时期，国家政权与族权渐趋分离，族权受到诸多方面的约制。
因为秦有法家，而汉随秦制，也有亭长、乡三老等基层官员。当国家权力进入到乡下后，这本身就已经极大的制约了宗族权力。
陆皇帝使人对地方宗族族权做过详尽的分析，兼之他自身超越时代的目光，对于地方宗族族权看的且还很透彻。
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，农村的基本经济就是个体小农经济，朝廷利用族权将分散的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控制，比起单纯依靠地方政权的控制力量更为奏效。直白点说，官府权力直接作用到一家一户，这太费力费时，还保不准会出力不讨好。可个体户之上的宗族，体量大，抓起来省事，这本就是行了大方便给地方官府。
而族权之所以在后来飞速膨胀，陆谦看来，更大的原因就是国家县以下乡村控制力的减弱。比如眼下这个时代，中原历经了南北朝的战乱，历经了中唐、晚唐时候的藩镇割据，以及五代十国的征战不休。战争制衡了官府的力量，自然官府权力的退缩就留出了足够大的权力空白供宗族族权发展。
因为，没有了官府法度，且还有传统道德的约束，有宗族的存在，维持着整个社会的基础。
对于忙于战争的官府政权而言，个体家庭自然不能同宗族相比了，宗族在促进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，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方面，具有更多的优势。而后者一个很直接的表现就是钱粮和劳动力调配。
而待进入赵宋一朝，保正这般的乡官已经不在朝廷的官员体系中了，官府在乡间留出了巨大的空间，宗族族权飞速发展，宗族制度也日趋完善。
陆皇帝甚至都怀疑，王安石推行保甲制度的潜在用意，便是压制乡间宗族权力的发展。同时他也很怀疑，明清时候中国地方宗族族权暴涨，那与理学在中国的推广是不是有着潜在关联？
毕竟那理学是道德第一，对于宗族族权有着天然的加持。
现在陆齐设有乡官，乡一级的结构上设有政务、税务、警务，掌控着乡兵作为基础武力，那不但对乡间豪强产生了巨大的抑制力，对于宗族权力的压制更大。
如孔家这般巨大的宗族，没有了权利的保护，那很难想象他们能始终聚集在一起的。因为这个宗族的人数太多了。毕竟他们已经传承了一千多年，整个孔氏宗族难以想象会有多少人口。纵然过去的时间里，也有血脉过远的旁支被分散出去，但只孔端友、孔端超兄弟未出五服者，便已经有数百人。
为什么说孔端友、孔端超呢？这是因为这俩兄弟一个是赵宋的衍圣公，在兖州被梁山军攻夺的前夕，只带着孔子和夫人的楷木雕像作为供奉祖先的木主，便带着大侄子孔玠匆匆逃亡东京，他本人无后。现如今人还在成都呢。
而孔端超呢？那就是孔玠的老爹，这厮还是陆皇帝册封的大成殿奉祀官。
——这并非陆皇帝对孔子的格外有待，就在鲁县隔壁的邹县，孟家后人也有一人成为了奉祀官。只不过孟子的孟庙是远不如孔庙孔林宏伟的。
须知道，孔子很风光，孟子很寂寞。这可是兖州一带流传了很久的一句话。
孔端超这个奉祀官虽然有着正七品的等级，但有名无权，又有个鸟用？说一句直白的话，这个官衔连庇护家族都且不够用。
事实也是如此。短短两年时间，偌大的孔氏家族便要烟消云散了。只因为天大地大吃饭最大。
孔氏家族甭管那个人操守已经稀烂到何种程度，你不能否认的是，这个家族的平均文化水准，还是要超出平均线的。但同样的问题是，这个家族族人吃苦耐劳的水准也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。
何况兖州是第一批被纳入梁山军掌控的区域，孔家族人便是因感情上对新朝的反感与排斥，让他们第一时间里选择了‘非暴力不合作’，故而，晚了些时候融入新朝。但当生活生存的巨大压力袭来的时候，无能抵挡的孔家人就只能纷纷选择屈从。